呼鸣十日谈
第一日 2001年
地点:呼鸣在悉尼乌鲁姆鲁的家。
靠墙堆满了呼鸣的画,堆得很仔细。她一张张搬出来给我看。“这些都是在新西兰画的。"她1990年到新西兰,三年后开始画油画。
画面有些诡异,鱼从天上浇下来;青蛙一类的动物在人的脚下偷偷窜来窜去;穿着红色雪靴的山羊;冰块的台阶;猫在里面冻成方形;还有巨龙,张开大嘴。
凌之:呼鸣,我比较愚钝,看不懂你画的是什么。
呼鸣:大都是我的异想天开。有些是我很小的时候做的梦,那张小女孩和龙的画就是。我被那条龙吓醒了,龙堵在树洞口,“呼哧呼哧"的喘气声到现在还清清楚楚的在耳边。
我在幼儿园的梦有几个到现在还历历在目。你想象一下:昏暗的长廊里,一个半截玻璃门上露出半张脸,一双瞪大的眼睛,那是我。我看见走廊里全是狐狸,站着,排着队,正在做第三套广播体操的体侧运动。杏黄色的毛,白肚皮,笑着。多可爱的一幅画面。还有大鱼池,鱼像水一样往外流,流得满地都是。但是没有水。你会解梦吗?
凌之:不会,只知道古人说“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"。还知道弗洛伊德说梦的大概意思是白天的见闻钻入潜意识,夜晚从潜意识的阀门下冲出来,在脑中演练出千奇百怪的画面。
呼鸣:有道理。我有一个梦就是来自幼年的印象。我家住陆军总医院的宿舍。我小时候最爱和小伙伴一起去护校的教学楼,从窗子跳进去,沿着楼梯悄悄而上,去看里边的“大巨人"—一个教学模型。“大巨人"有四五米高,是进口的,做得极其逼真。皮肤是软的,上面血管清晰,眼睛蓝色透明,还有长长卷起的睫毛。眼皮和嘴唇都能翻开,嘴里还有牙齿、舌头,连喉咙里的扁桃体都看得见。每个重要的地方都注着外文字。巨人是“女"的,躺在一个台子上,有时赤裸着身体,有时盖着白单子,有时穿着病号的衣服。我百看不厌。
后来这个“巨人"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中,通常和当兵后的梦缠在一起。夜间紧急集合了,猛抬头,她也站在那里。身上每部分的外文字清晰可见。有时斜挎着装着主席语录的红塑料包。后来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《大雾天》里就有这个情节。将来我要画出这幅画。
凌之:睡觉就是你创作的温床,你干脆整天睡觉好了。
呼鸣:你别说,我就是喜欢睡觉。我的生活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。当兵时,一到政治学习,特别是“天天读"的时候,我把军装的风纪扣解开,头缩到领子里,捧着一本小红书就睡着了,哈喇子流了老长。主任说我不是“天天读"而是“天天睡"。结果落了一个“迷呼"的外号。有时临床科室来送广播稿,居然还有人叫我“小迷"同志。
我是广播员,管放起床号、吃饭号和熄灯号。那真是痛苦,早上起不来呀。整天抱着一个闹钟,小鸡吃米的那种。就这样还是出了一次大事故。一天夜里不知怎么的,三点钟就放起了紧急集合号,接着又放《东方红》。全院医护人员连伤病员都给折腾起来了,在操场集合站队。张副院长找我来问究竟,一看我正抱着闹钟呼呼大睡呢。为此我好一通写检查。
睡觉的好处在于,有觉就有梦。梦有情节有色彩,它是我的重要的创作源泉。我还有更多的梦是和军队有关的,这些梦我一个都不会浪费,我全都要画出来。
呼鸣的很多梦有些已经变成了画,有一些正在等待时间。我们等待着。
第二日2003年
地点:呼鸣悉尼乌鲁姆鲁的家。
呼鸣打电话叫我过去看新画。到她家已经近中午。呼鸣正在包饺子,她最爱吃饺子。鱼肉、牛肉、猪肉馅配以各种蔬菜,一包一大堆,放在冰箱冻起来,随时可以拿出来吃。她的男朋友鲍勃也被培养成了饺子爱好者,吃的时候,还一定要用筷子夹。我和呼鸣边包饺子边说话。对面摆着一张大幅油画,三个健壮半裸的的农村妇女站在麦地里,一人端一碗饺子吃。呼鸣说这画叫《好吃不如饺子》。“还有呢。"她把倚在墙边的画一张张翻过来给我看。一群农村妇女,鲜艳,热闹,和吃饺子的那仨一个风格。这些女人梳着民国时期南方农村女人的发型。头上戴着晚清景泰蓝的头花。上腰的大花短裤遮不严的小肚兜,不知是什么时代,也不知是何方佳丽,就这样突然站在了你的眼前。
我定了一会儿神。
凌之:呼鸣,你这些大妞可真够虎势的。瞅这几位,皮肤古铜色,一身腱子肉。你知道现在特兴病态美吗?
呼鸣:不知道。我讨厌病态美。那是给男人看的,什么小可怜、小问号、小鸟依人。烦。
凌之:怎么突然间冒出这么一批形象,和你原来的画完全不同?
呼鸣:也不突然,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这样一种形象。要从头说就要从三十多年前我和米开朗琪罗的缘分说起。米开朗琪罗的画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可能就是从发现他的画开始,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
我十五岁当兵,在解放军254医院政治处当广播员兼电影放映员和图书馆管理员。
254医院原来是座落在天津市河北区里的军阀曹锟的旧宅院。图书馆在一座独立的法式二层小楼上,楼梯是转着圈上的木楼梯,扶手有雕花。文革中图书馆关闭。有一天我打开一把生锈的锁,一下子就被镇住了:几个房间,满地都是书,堆了一米多高。据说都是下了架的“毒草"。我翻了翻,全是中外好书呀!我从书堆里偷了两本书夹在胳肢窝底下带回宿舍。一本是雨果的《九三年》,一本是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。太好看了,《高老头》让我把枕巾都哭湿了。从此我天天偷书看,反正我一人睡在广播室,没人干涉。星期日我常常带上两个馒头,坐在图书馆里一呆就是一天。
有一天我在书堆里发现了一本书——米开朗琪罗的人体素描。小开本,日文的,已经发黄了。打开一看,我脑子“嗡"的一下子,一股冲击波直冲头顶——人体肌肉竟然可以画得这么漂亮!
我把这本书塞进衣服,偷偷带了出来,藏在被子底下。白天不敢看。晚上熄灯号后,躲在被子里琢磨,临摹。一本书都临摹完了,就再临一遍。
有一天晚上我掀开被子,画册不见了,还有一条短裤也没了。看来那人本是冲着短裤来的,部队里这样的事太多了。我不敢追究,吃个哑巴亏吧。
第二天政治部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。桌上摆着那本惹祸的书。
主任问:“哪来的?"
“图书馆。"
“是封存的书吧,那些都是封资修的东西!"
我不敢说话。
主任语重心长:“呼鸣啊,组织一直在培养你。可是你真让党组织失望了。你画什么不好,非要画这些光着身子的男人女人。你喜欢这样的东西,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表现, 而且说明你的思想复杂。"
那时候的语言你知道,“资产阶级思想意识" 和“ 思想复杂"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前者是政治立场问题,后者则与男女关系生活作风有关,更让人不齿。我吓哭了,真的以为自己中毒了。我说:“我改,别告诉我爸爸妈妈,行吗?"其实主任也不想为难我,说:“这样的东西看看就行了,不要画在本子上,更不要给别人传看。"
你说这检举人逗不逗,怎么不连自己偷短裤的事一块儿检举?
凌之:我想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,我承认,我第一次看到大师们的人体的素描时,也是十四五岁,会产生性的幻想。米开朗琪罗的人体是不是也给了你这样的感受,并且成为你画中的一个因素?
呼鸣:没有。我从小就看过家里的医书,我们家有本精装的《皮肤科临床学》,全是真人照片,特别恶心。在医院又看了那么多死人,对裸体看得够够的,都是极为丑陋的裸体。可是米开朗琪罗的不同,他在我面前第一次展现出人体之美,肌肉的弹性,完美得令人窒息。再说了,这本书上男性的“重要部位"都有遮羞布,不会产生性幻想,更不会有邪念。
凌之:没收了米开朗琪罗,你怎么办?
呼鸣:米开朗琪罗已经改变了我。你看过电影《红舞鞋》吧?对我来说那个红舞鞋就是画笔,我的手再也停不下来了。
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—洗澡堂。我们医院的澡堂一个星期开放两天。澡堂里人头济济,一个喷头下三四个人,旁边还有一些哆哆嗦嗦等待的。都是年轻女兵、女护士、女医生,脱了军装,蓬蓬勃勃一片裸体。太美了!
我带了一个画夹去澡堂,在水蒸汽中铺开画纸。有的女兵尖叫起来:“呼鸣,你真流氓,不许画我!"有的说:“画呗,但是警告你,不许画脸!"画纸被水蒸气洇湿了,我迅速地捕捉着移动的人体,越画越来劲。
凌之: 这就是说, 你的作品中无论是村妞还是女兵, 她们美丽的胴体全都来自那时的印象。
呼鸣:对,但是光凭速写还是不够的。我的护士专业给我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。
一九七三年我被“提干"了,因为我画的一幅国画《试讲》—一个女兵宣讲《共产党宣言》—在军区联展中获得优秀奖。所谓“提干",就是提升为护士,国家行政二十三级,最低的一级。训练了三个月就走马上任了。哈!
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解剖室,爱上了泡在水磨石大池子里的尸体。
凌之:真够邪的,女孩子爱尸体。
呼鸣:那时候解剖教学用的尸体来源非常乏匮。有些还是抗日时期留下来的,已经变成了牛肉干色,皮肤像一件撕成条条缕缕的百衲衣盖在肉体上,掀开一片下面是肱二头肌,再掀开一片,是肱三头肌。神经像破电线似的趴着。学员们最怕这个地方,传说这屋子闹鬼,晚上可以听见有人跑的脚步声,女孩们要成群结伙地来。我不怕,专门要在晚上一个人来上自习,可以专心地一片片掀开皮肤,绘制肌肉和骨骼。福尔马林液体把我熏得眼睛流泪。有时候还停电,我就打手电。你想象一下,一个黑屋子,一堆尸体,一线微弱的光束,一个女孩儿带着大口罩俯在尸体上,仔细察看。
凌之:听见鬼的跑步声了吗?
呼鸣:还真没听见过。
凌之:你的村妞肥乳丰臀,身体强壮,一身男性化的肌肉。你是不是用她们来表现女性丰沛的生殖力量或生殖崇拜呢?
呼鸣:你可以自己做这样理解,任何绘画在观看者的眼睛里已经加入了他们自己的解读,成为经过他们二度创作的作品,可能和原作者的初衷并不一致。这种积极的理解也不错。就我来说,仅仅是米开朗琪罗的影响太强烈了,我深爱他画的男性肌肉,一提笔就是他。我把男性的肌体嫁接到村妞女兵身上,把她们变成了我独有的女性形象—米开朗琪罗“性转基因人"—呼鸣制造。
凌之:有一事我不明白,从你的经历看,你接触过太多的死亡,医院的解剖室,伤病员的死,剥死婴儿皮,摘除被枪毙犯人的器官,亲临唐山大地震现场清除遇难者。新鲜的或风干的尸体,浸泡的或活体的器官。有的人会因此变得压抑,甚至神经崩溃,最起码也是留下了灰色的记忆,但是在你的画中,看不出一丝灰暗颓废,反而用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表现生命,健康的身体,红润的面孔,灿烂的笑容,还有类似中国年画的形式中传达出来的红红火火的气氛。
呼鸣:我画中的人物不是真实的,是我追求的理想人物造型。《黄土地》、《红高粱》这些电影表现了民俗,但是它们是导演自己构造出来的,被评论家指为“假民俗"或说“伪民俗"。这个词的出现使我顿开茅塞,它在视觉艺术上是被认可的,被接受的。现在的人需要强烈刺激,特别是视觉。只要我认为需要,统统放在画面上,就是为了好看。我不愿意仅仅重复一个真实的世界。艺术照搬真实应该属于摄影艺术的范畴。我要把人们带到一个我自己营造的真实世界里面。
凌之:我还注意到一点,你的油画和我所知道的学院派技法大相径庭。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颠覆。
呼鸣:没错,我的画法许多处理正是学院派的油画技法中之大忌讳。我知道有些学油画出身的画家对我这样的画不屑一顾。我没有正规学过油画,所以也不可能遵循任何法则。我只能走自己的路,哪怕是无路可走,也要下去。
凌之:那么你是怎么想到这种形式的呢?
呼鸣:特简单,扬长避短。你知道,我的本行是中国画的工笔人物。我的基本功不错,刚到新西兰时我也画过国画,后来带来的宣纸用完了,又买不到正宗的国画材料,才改画油画。我的工笔功底也自然而然带到了油画创作中。哎,我发现这么画效果很特别。
2003年呼鸣在Soho画廊举办了她在澳洲的第一个画展—“性感中国"。澳洲著名的华人画家沈嘉蔚送给呼鸣一本他自己多年积累的通讯录。呼鸣照此一一发了请柬。据画廊讲从来的开幕式也没来过这么多人。澳洲著名翻译家梅葆(Mable Lee)做了开幕致辞。Soho是一个地方不大的画廊,但是呼鸣的画展却震动了所有来宾。一群中国农村妇女,色泽明快鲜艳,生气勃勃地站在面前,把大家的视觉定式打得人仰马翻。人们喜欢把这个系列叫做“大妞系列"。展览中还有几张女兵的油画,后来发展出更大的系列。
呼鸣本来有一个十分女性化的名字,一九五七年“大鸣大放"的时候,她母亲给她改名“呼鸣"。这个名字改得恰当,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。
第三日2006年
地点:呼鸣在猎人丘的家。
我去看呼鸣在猎人丘的新居。鲍勃给她在院子里盖了一个小画室,两面玻璃墙采光。
画室里面摆放着好几张画,又是一个全新系列。
一张画是一个女子正在从巨大的红辣椒上抽取液体,一个在远处装瓶,准备运往市场。题目是《流水作业》。另一张画中坐在大柿子椒上的女子半身已经变成了柿子椒的绿色,叫《渐变》。最吓人的是正在完成中的一幅两米大画,一群女子和几只青蛙在硕大的半个西瓜中游泳。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半人半蛙半西瓜的怪物。大青蛙的爪子上长出了女人的红指甲。叫《蜕变》。
呼鸣:这一组画是转基因食品系列。
凌之:刺激。比起你以前的作品,透着一种荒诞,尤其最后一张,简直有些恐怖。
呼鸣:荒诞吧?你有没有意识到,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荒诞?人类正面临着生存危机,他们自己制造的先进技术再加上处处存在的商业骗局,让这个世界失去控制。即使人们已经察觉,也无能为力了。如今的所谓生物科学技术制造的转基因食品,更是违背生物自体的规律,把人们从变异到毁灭。《蜕变》是对人类进化的预言。
凌之:在我看来,从“大妞系列"到“转基因食品"又是一个突然的转变。
呼鸣:其实两者有共性—都离不开“转基因"这个概念。转基因食品系列可以看做是米开朗琪罗的“性转基因"的继续。但不再是歌颂了,而是表达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关注。
凌之:这是一个严肃的主题。你的“写梦系列"和“大妞系列"给我的感觉是轻松幽默的,好像并不触及什么社会问题。
呼鸣:这并不代表我不思考这些问题。我在国外呆了十几年。从我的画里你很难直接看出西方社会的因素,但是它实实在在地存在着,影响着我。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生命的尊重,不论是人、动物还是自然界,一切有生命的东西。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爱护就是尊重生命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这些画在墨尔本展出,引起澳洲美术界的极大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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