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我们还没玩够就长大了
1965年爸爸妈妈的合影。不久军队就取消了大沿帽和肩章，裙子和无沿帽，开始了最朴素的65式军装的历史
文革的日子对我们半大孩子来说就是解放的日子，不用上学，不用做功课，更不用考试了。家长们天天搞运动，关心国家大事，无暇管我们。我们一群小孩简直是玩疯了。总院的各个角落都让我玩遍了。医院的北墙外是第六十一中学，墙里就是狗圈和花房。有时我们去花房外拔些青草抱到动物实验室里喂小兔子，看荷兰猪和那些做临床试验的大狗们。那会儿家家差不多都有猫，小靖记得她家的猫和汪淼家的猫，都是她爸爸给猫做绝育手术。我们还模仿电影《鸡毛信》把一个小纸条往身上乱藏，我习惯把纸条藏在卷起的裤腿中，妈妈洗衣服时总问我：“纸条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回答：“是鸡毛信。”
我们在“打倒，砸烂，推翻，撗扫”的口号声中长大了。左起：张靖、孔莘、李莉娜、杜建林、和光华、屈力、丁芳、段丽娟、关白燕、王平、郭枫妮、王昭、谭健、丁元、张林娜、郝明、郭运萍、屈勇。
那时候女孩子爱攒糖纸，玻璃纸的、腊纸的，编号要连的，如果玻璃纸的褶子了，就要在水里泡好，再贴在玻璃窗上，干了夹在书或本里，还互相显摆和交换。所以，我就变着法儿地去合作社买新的糖，就买一块，为的是攒糖纸。合作社是我常去的地方，里面有一个漂亮的侯阿姨，她对我们小孩可好了，我总爱去打芝麻酱，是为了在回家的路上偷吃，我想侯阿姨知道，所以我记得她总是多给我一点，每次都叮嘱道：“慢点走，别总盯着麻酱，看着脚下的路，别摔跤……”
我无论在哪，只要一吃芝麻酱就想起了总院的合作社，漂亮的侯阿姨，她从来都不直说，你不要一边回家一边偷吃芝麻酱，而是说，小心看着脚下的路……
那时牙膏皮是铅袋儿的。我还和几个男孩子，把牙膏皮放在一个破铁勺中在火上熬化了，往硬币上一倒，就可以造出个一面的钱币。“拨老根儿”的小游戏我也是从幼儿园玩到9岁，讲究的是把杨树叶柄放在鞋里沤着，特有韧性，往往可以最终取胜。白天我们常常跑到停尸房趴门缝往里看死人。再看哭死人，停尸房旁边就是病理实验室。我们趴上实验室的窗台，往里看屋里的标本，当时最让我害怕的是泡在一个长圆大瓶子里的一个死婴，身上还有一块淤青的胎记。
谁知道呢，反正长大了就不爱和男孩子玩了。男孩子们一块玩，女孩子们一块玩，开始有了男女界线了。
我们以看大字报为名也常常走出总院到大街上去，往东走有一条最熟的路，有几条东城区著名的胡同，穿过六条(胡同名)是五条，穿过五条是四条，穿过四条是三条，三条东口马路对面就是东四了。我可喜欢在树荫下穿行胡同了，爱看人家四合院瓦檐下那些精美的砖雕；门口那一对对大小各异的抱鼓石，也常常停下来似懂非懂地读着刻在院门上的对联。小时候我们管东四叫四牌楼，因为正对着东四人民市场有一排高大的木质彩绘牌楼，可壮观了，可惜后来给拆了……
东城的著名胡同都在总院的隔壁，只要能溜出大院，就感觉外边的世界总是那么热闹和新鲜，亲切和陌生。
九岁的我胆子也越来越大，我们夏天仍然天天泡在游泳池里，后来我们不止是去工体了，有时也去什剎海去游泳。什刹海是比较野的游泳池。脚下全是淤泥。有一次我们用脚探出有蛤蜊，一个猛子扎下去用手捞出了许多大蛤蜊，拿回家放在大盆里让它吐上一夜的泥，等煮熟了，拨开贝壳一吃，一点都不香，一股泥味。工体还是我们最爱，有时我们连游两场。那时我们都有了深水合格证。这也标志着我们长大了，第一次进到人很少的室内深水池，我们又神气又激动，一口气儿跑上了高高的十米跳水台，往下一看还真挺晕的，不知谁说的谁敢第一个跳？我想都没想上前挪动了几步，一步踩空就跳下去了，我们都管这叫“跳冰棍”……自从文革开始后大礼堂的电影只剩八个样板戏了，从前的散场终曲是《彩云追月》、《步步高》、《喜洋洋》，后来变成了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和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了。
我刚过了10岁，妈妈调到了后勤门诊部工作。我家离开了陆军总院。搬到了北京西山的高井甲32号——北京军区后勤部大院。总院的儿时记忆，慢慢沉淀在我记忆的最底层……
1966年2月13日，我和弟弟妺妹照完这张合影后，不久文革就开始了……
呼鸣油画欣赏：《新八十七神仙卷——我们的队伍向太阳》之九
我们的书包逐渐变成了军用挎包，毛主席像章越戴越大，如果能有这样的红色塑料语录包，那是很令人羡慕的物件儿了。
1958年选出了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，是掏粪工人的优秀代表。因为在劳模会与刘少奇有一张握手的照片。文革一开始这个“粪霸”也被揪斗了，我一直不明白霸着粪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小学还组织参观了一个展览，都是掏粪工人们在文革期间从各个厕所掏出来的“四旧”，其实就是那些怕红卫兵抄家的人家，偷偷扔进厕所中的金银财宝、古董文物、珠宝手饰、影集、唱片、瓷器等等好东西，让我知道了好东西都在厕所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