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我的画儿送到了少年宫参展
1962年的10月18日，是我7岁生日。这是妈妈带我在生日时单独照的最后一张像了。以后就是和弟弟妺妺的合影了，从这时起我的照片开始有更多不笑的表情了
一年级的第一节美术课，老师让同学们画一个太阳，当时大家都努力地画着圆圈……当作业本发下来时，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大家都画的是圆太阳，可是你们看这张作业，呼鸣同学画了半个圆太阳，还放着光芒！呼鸣同学你站起来给大家讲讲，你为什么这样画呢？”我大声说：“是太阳刚刚升起，就是半圆的，等升到天上才是圆的呢……”多少年后发小儿聚会时，当年的同班同学吴晓明回忆起这个小段子。
后来，我就是变成了落后学生，美术老师依然喜欢我。我的美术作业都没得过4分，全是5分。上三年级的时候是文革前夕，大约是社教运动吧？全校选出几个画画儿好的同学要画几组童工血泪史的画，说是要参加少年宫的阶级教育展。我分到的是《包身工的故事》中的三张画。老师发了我几张水彩纸和12色的水彩，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用锡管水彩颜色，我高兴坏了，一口气完成了三张画。三张中只有一张我记得是：资本家的胖老婆抓着被机器压断手指的童工，用大剪刀剪断手指的情节。我把那个资本家的胖老婆画得丰乳肥臀还烫着头发，穿着一身水绿旗袍，旗袍上还滚着绣花儿小边。老师一看就笑了，指着这个胖女人问：“这是你画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！女特务不都是这样吗？”后来我画的三张画都被选上了。
当我第一次在景山少年宫中看到了我的画挂在墙上时，心里高兴极了。其实，从那个时候起书店已经有许多的忆苦方面的丛书了，记得家里曾给过我和大弟弟一人几块钱去买书，我买了一大堆和万恶的旧社会有关的书，什么《郑师傅的遭遇》、《百岁衣》、《一块银元》、《我要上学》之类的。转身看我弟弟呼吁只买了一本厚书《彝族之鹰》。后来等我回家后，发现呼吁那本书比我那些丛书都好看。
这些小丛书每次看完都特受教育，特别是那本《一块银元》，喝了水银的童男童女端坐着，被人抬去陪葬的情节，想象出的画面把自己也吓得不轻
我最喜欢这个儿歌，觉得特别地逗：
“吃汽水，
喝面包，
夹着火车上皮包，
下了皮包往北走，
看见一个人咬狗，
拿起狗来砍砖头，
反被砖头咬一口。”
我们班上，不光是陆军总院里的孩子，还有住在附近许多胡同中的孩子。我的同桌孙秀英就是住在三义宫的那条胡同里的。我喜欢看她说话，她说话声音很小，一说话就爱笑，一笑就有两个小酒窝。瘦瘦的手腕上还戴着一副银镯子，头发总是用头油梳得亮亮的，像年画上的小姑娘。有一天上课，她病了没有来。放学后，老师让我去她家给她送留的作业，我按着地址找到她的家，她家的屋子又小又黑，真是一间房半间炕的那种，她坐在床上，穿着一件有补丁的小夹袄，看我来了脸上的表情特别不好意思，我张口就问：“你家的大人呢？谁照顾你呀？”她小声说：“妈妈去人家做保姆，晚上才能回来。”“那你爸爸呢？”我接着问，她的声音更小了：“我没有见过我爸，我妈说他死了……”我什么也说不出了，把留的课堂作业交待清楚就离开了她家。后来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的同桌孙秀英还是办了病退休学了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小时候的胡同是这样的，家家孩子多，住得挤，大杂院里人气旺极了，讲礼儿讲面儿……
“南门仓，点儿铛啷，破桌子破椅子破门窗。南门仓，是破庙，经过改造，变成学校。”这首当年的顺口溜就是我们南门仓小学的真实写照。在这所普通小学学习的同学中，大部分市民家的孩子的家里生活都很艰苦。当时班里有一个叫王双喜的男同学，衣服穿得非常破，真是没有一件衣服是没有补丁的。冬天的棉袄也没有罩衣，袖口和前襟总是黑亮黑亮的，从来也没有见他穿过袜子。那时我们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是2元5角。一开学同学们要亲自走到讲台，把学费恭敬地交给老师。当王双喜走到讲台时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碎钱，一分二分地数了半天，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交整钱呢？现在想起来，一定是他家里很困难很困难的，交学是一分分地攒的钱啊……
呼鸣油画《新八十七神仙卷——我们的队伍向太阳》之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