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陆军总院幼儿园


我爸爸和妈妈结婚时的照片

1955年10月18日晚10点,我出生在陆军总院的产房。父亲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。1945年抗日战争中负伤致残,被组织上送去了白求恩医科大学医。毕业后26岁就是总院五官科的主治医生了。他是个极聪明、敏感、脾气暴躁、内向和神经质的人。我的母亲是1951年入伍的,一直在医院放射科工作。她是位勤劳、忠厚、善良和自律的人。我在10岁前,我们家一直都住在陆军总院的大夫宿舍。


我出生的100天后,据我妈说抱我去照像时,许多玩具我都扔了,当我拿到了这个小飞机时,马上就安静了……

我从三岁到七岁,都是在总院的幼儿园度过的。那是日式的平房,长长的走廊,矮矮的木窗户。院子里是黄黄的硬硬的土地,常常可以看到有一种发黄的大蚂蚁。我们比赛谁胆儿大,我还吃过那种大蚂蚁,现在还记得那味道是酸酸的。我们还会到墙根下去找蜗牛,然后把它托在手心里,开始唱:“水牛儿~~水牛儿~~先出了~犄角儿~后出头~~你爹你妈给你买来了烧羊肉~~”


这是我们大夫宿舍的部分发小儿,他们是:王孟华、王平、王昭、屈力、郭枫妮、郭枫巾、张靖、郝明、杨丽。

幼儿园的分东西两个院。在西院的中间是伙房,伙房外面有个很大的鸡笼子,养着很多的鸡。我最喜欢看它们,常常自己溜出来,站在大鸡笼前,一看就是半天,直到被老师找到带走。有一次过“五一”劳动节,幼儿园要游行。我们都化了妆穿上了服装:有工农兵学商,还有各民族的服装。我记得我装扮成像苏联集体农庄的社员,头上戴着花头巾,身上穿着布拉吉,老师硬是让我抱着只活的白色老母鸡,还对我说:“你那么喜欢鸡,你就抱着它游行吧。”老师把鸡的两条鸡腿拴住,递给了我。我高兴坏了,因为游行队伍中,只有我拿的是真家伙。小朋友谁都想摸摸大白鸡,我神气极了。一路上我抱它都顾不上看路,也忘了摔了几次。最后一次摔的是嘴啃泥式的,脑门撞了一个大包。但每次摔倒都死死地抓住那只大白鸡……最后,老师抱着我,我抱着鸡离开了游行队伍,去了总院急诊室。


我一岁多在陆军总院的假山喷水池的留影。这个假山可是我们小孩后来常常玩耍的圣地啊!

在幼儿园是必须睡午觉的。我从来睡不着,常是睁着眼望着窗外的哗哗响的杨树叶子,嘴咬紧被头,上下牙一错,就是一个洞。就这样一个洞一个洞地用牙错下去,整个被头像个大筛子。我妈妈总是不解地问:“这被头都是小洞,你是什么时间咬的呢?还咬的这么匀?”这是个秘密,我不愿意说。后来我从幼儿园毕业了,就把咬被头换成了用指甲掐脖子了。掐破了,流血了,结痂后再掐,一直到现在,脖子上永远有一道陈旧的痕迹。我妈说,像上吊没吊死留下的疤痕……直到很多年后,才知道我这种行为叫强迫症。


1958年我三岁时和我大弟弟呼吁在一起合影

幼儿园里有个李管理员,我们都叫他李伯伯,他的妻子是专门值夜班的,我们都管她叫夜班奶奶。夜班奶奶的头发从来都梳得油光水滑的,一双半大的解放脚总是穿着黑色羊皮小鞋,走起路来咔咔地响。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总能听到她咔咔的脚步声。她最喜欢我。我也是每晚一定等到她接班后才睡。有一天晚上她问我:“想不想看电影?”我马上跳下床说:“想!”她带着我悄悄地离开幼儿园进了医院的大礼堂。电影已经开始了,好像是苏联的电影,我看不懂,总问她谁是好人,谁是坏人?她总是用手指封在嘴上“嘘”地一声,不让我说话。虽然我看不太懂,但还是很高兴。那时正和苏联老大哥是蜜月期,总院大礼堂每晚放的几乎都是苏联电影。后来只要夜班奶奶不值夜班时,就带我去看电影,电影结束后又悄悄地把我送回床上睡觉。谁也不知道这回事,这是我们俩的秘密。后来,文革中查出她是“一贯道”,把她赶到乡下去了,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

在1959年“六一”儿童节时,我和大弟弟的合影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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