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我永远的外号——迷糊儿
这是当年，政治处的高昌树主任和冀春亚干事在擦我们＂天天读＂大屋的玻璃，离窗外两米多的大杨树下就是我秘密藏广播室钥匙的宝地。
其实，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就有过这个外号。从小就爱丢三落四，爱忘事儿，我丢过许多重要物件，也忘记过许多大事⋯⋯就拿广播室的钥匙来说吧，我几乎是每两三个月就丢上一把。把所有带刻槽的原版正规钥匙都丢光了。只好拿出最后一把钥匙 （政治处窗户外杨树下埋着的，我谁都没告诉，挖出这个宝贝，我飞快跑到院务处的修理班，求王师傅再给我配一把。
王师傅纯天津人，对谁都挺厉害的，不过，对我是真没了脾气，架不住我是三天两头儿地找他配钥匙。王师傅一见我就笑着说：姐姐，您啦又来配钥匙了？好嘛，界叫嘛四呀? 我尼嘛也别干别的了，专门成了广播室配钥匙的了⋯⋯王师傅终于想了个好主意，用小钢锯条截短，叠放成一打儿，开启了砂轮，金星四飞，不一会儿，居然给我打出了四把小钢锯的簿片钥匙。王师傅开玩笑地说：迷糊儿，这回可够您啦丢一阵子了。记住！别等都丢光了再来，剩最后一把就来，我再给您啦配……
呼鸣油画《我的钥匙》
那些日子，我到顶棚去查广播线，也总是把镙丝刀，胶布，手电筒什么的忘在顶棚里。科室的同志们也渐渐地知道我这个毛病，一见我慌慌张张地扛着梯子又回来了，就笑着说：迷糊儿，又忘了什么东西在顶棚吧？你呀，别看在医院，你也当不了医生。如果做手术把手术刀和纱布总忘在病人的肚子里怎么办?我总是笑笑说：下次一定注意！一定注意。可是这个缺点就是改不掉呀，硬是跟了我60年……
新领导看我放映员没干好，又把一项更艰巨的工作交给我，让我负责全院订报纸的工作。我是横串机关、竖串科室地一通忙活，认真地登记订报订杂志。一年下来发票我弄不清都放到哪了。找来找去凑不齐，到会计科硬是有三百多块钱怎么也对不上账了，急得我直想哭。会计科的孙助理也生气地说：你们政治处没人了，找谁管账不行，怎么让你管啊！他们不知道你叫迷糊儿吗?最后没办法组织上给我补了一半，另一半我写信向我妈妈要的。从此全院订报的工作就彻底交给院务处的小田了。
我在日记中写道: 今天一天，我处搞了三个月的“四好分析”。由于自己对“创四好”运动不够重视，在下午我竟然睡着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一个是思想没有高度的集中，分析没有听进去……我这一睡，睡掉了革命的干劲，添上的只是资产阶级的＂懒＂字⋯⋯这样下去就会变，很危险！
那时的全院的文艺晚会，一般都是我报幕。记得是一次春节军民联欢晚会，我手拿小红书放在胸前，一溜小跑儿到台中央，“啪！”的一个立正，“啪！”的一个转身，满怀深情地朗诵道＂天大不如地大，爹亲不如娘亲⋯……台下静了有半分钟，轰地一声笑起来了，我一转身，又飞快地跑下了台，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其实谁都知道这段家喻户晓的口号，应该是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......
真是万幸，大家也就一笑了之，没有追究什么政治责任。那几天在医院好多人一见我都和我开玩笑说：嗨！迷糊儿到底天大还是地大啊? 嘿，你说说地为啥比天大呢？我总想幸亏是换了领导，要是以前的领导，我指不定写多少检查才能过关呢。这事好多年后，人们还是当笑话传来传去的⋯⋯
＂北风吹，冰雪寒，解放军修路到凉山⋯⋯＂当年文艺演出时，外二科的封锦平，李方，姚玲丽，张萍，彭军表演的舞蹈。
那时候我特别爱犯困，觉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，只要一坐下学习就犯困，尤其是早上的＂天天读＂。每天早上八点半全政治处的干部战士都在一起学毛选，简称＂天天读＂。尤其冬天，我总爱找个角落有暖气的地方坐下，把冬装脖子上的风纪扣解开，把头一缩，翻开书假装认真地看，其实多数时间看着看着眼睛就闭上了。有一天我又睡着了，突然被谁叫醒，才发现我流的口水都掉到毛选上了。主任半开玩笑地批评我：怪不得大家管你叫迷糊儿，你是一到＂天天读＂就睡，你是把天天读变成了天天睡啦⋯⋯ 我下定决心要改掉这个缺点。
说起来那时有一位从科室调上来的小张在我们处里帮助工作。她和我是一年的兵，每天晚上熄灯后，都半开着门儿，在办公室学毛著。得到了领导多次表扬。我决心要向她学习，晚上放完熄灯号上床就拿起毛著，刚看几行就一歪头儿睡着了。可是要看从图书馆偷偷拿回的书，哪一本都能看到夜里十二点。我把这个经验告诉了我的一个爱失眠的好朋友。她笑着说：“呼鸣，这事儿要是让领导知道，你又入不了党了。
为了在“天天读”上不打盹睡着，我想了一个绝好的主意，把一本《石头记》用毛选的红塑料皮套上，假装学毛著，这法子真灵，后来，我再也没有在＂天天读＂的时侯睡觉了。记得前前后后套在红塑料封面的书有《香飘四季》、《镜花缘》、《茅盾文集》什么的。迷糊儿这个外号是越叫越响。有时科室里和我不熟的同志，来到俱乐部领乒乓球之类的体育用品，张口就管我叫：你好，小迷同志，我是结核科的，我来领⋯⋯
唉，我都懒得解释，小迷就小迷吧。
呼鸣油画 《那年的绿蚊帐》
